据《瞭望新闻周刊》报道，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不法侵害时，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，而是更多地走上了上访之路。2002年，南京市玄武区环境监理支队曾接到过7400件关于污染问题的投诉，其中起码有10％以上完全符合诉讼条件，然而进行司法咨询的不过12件，最后真正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一起也没有。其他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　　在全力推进法治进程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，为什么广大农民信“访”不信“法”呢？
　　笔者认为，广大农民信“访”不信“法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不乏传统的、根深蒂固的“人治”思想和“官本位”观念作怪，但这不是根源所在，其根源在于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、久禁不止的权大于法怪象，是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和强大，而司法权力相对微弱的直接结果。
　　不可否认，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法律在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，地位明显提高，认真守法、严格执法正成为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类主体的自觉行动。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，由于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，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还有许多欠缺，尤其是尚未形成科学合理、完善配套的问责制度，因此，行政本位、地方本位思想在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和领导那里还颇有市场，以政代法、权大于法现象时有发生。对涉及地方利益或由地方政府作出决策的争议和纠纷，地方政府要么指示司法机关不予立案，要么要求司法机关拖着不办，要么公然无视法律尊严和法院判决的严肃性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，而法院“寄人篱下”的地位又使它对当地政府的指示无可奈何，只能逆来顺受，不折不扣地照办。到头来农民对法律所抱的希望逐个破灭，最终对法律失望，转而走上信访之路。
　　近来见诸媒体的事件就足以证明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。在山西绛县，“良知会计”王胜利蒙冤240天，县法院、检察院不仅不积极受理他的国家赔偿请求，在运城中级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后，司法机关还相互扯皮，非要县长签字才予支付赔偿金，当事人不得不走上“信访”县长之路。而同在绛县，一场“民告官”的宅基地纠纷案却让53岁的卫明亮陷入了与县政府打官司的“无限轮回”之中（10月27、28日《山西青年报》）。在陕西岐山县，林业局对未经该局许可，在国有林场开矿炸石的该县某村党支部书记曹宏下发了《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曹宏处以76920元罚款。但令省、市及岐山县林业部门意外的是，岐山县政府却根据两个地区性的规划，撤销了岐山县林业局作出的处罚决定（10月26日《华商报》）。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。所有这些，都让农民看到了行政权的无所不能和司法权的无所作为，农民信“访”不信“法”也就再所难免了。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要彻底扭转在农民中已经形成的信“访”不信“法”思想倾向，就要严格依法行政，建立行政问责制，加大行政违法成本，使政府和官员不敢违法决定，不敢越权干预。同时，改革司法体制，树立司法权威，切实消除权大于法的土壤，用法律的巨大强制力和真正权威重树至高无上地位。只有这样，农民才能最终信“法”不信“访”。